延安时期怎样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

一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并明确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二是建立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945年5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时就关于民主集中制指出，广开言路，打开窗户。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三是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四个服从”的首次提出、政治规矩与纪律的重申和强调等等，不仅在当时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时至今日党的建设依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这个指示对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起到了重要作用。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要求各级必须建立党委会议制度。

四是把发扬民主监督当成一种制度。延安时期的“窑洞对”，毛泽东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1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延安时期的民主制度挺多。譬如，中国共产党严格地执行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三三制原则，就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人占三分之一。同时，我们党善于吸纳群众意见，制定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重要政策，充分贯彻了民主精神。

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首位

一是直面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针对在延安时期之前党所犯的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其深刻教训，以及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的地方，开展了整风运动，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根本的宗旨和正确的方针是“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斗争求团结，创造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在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各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的问题，进行了整党工作。整党的基本内容是：通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办法，解决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经过整党，为争取土改和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是把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提高党员素质，作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1939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开展了学习运动，强调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党中央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30多所干部学校作为重要熔炉，编辑发行《共产党人》《解放日报》等报刊作为基本阵地，把学习研究《矛盾论》《实践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经典著作作为主要内容，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到校演讲授课，通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教育，使广大共产党员比较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了眼前的基本任务和努力方向。党中央还对党员干部学习时间等作出具体规定，1940年3月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并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1942年2月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它，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把党的组织建设作为保证

延安时期，我们党注重巩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把理论强党贯穿始终，指导实践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建设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撰写出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著作，收入毛选的159篇文章中，其中有112篇都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创作完成的，占了总篇数的百分之七十之多。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严肃批驳了“亡国论”的荒谬、“速胜论”的虚妄、“拼命论”的鲁莽，明确了方向和路径，立起了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思想灯塔。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充满自信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在延安的窑洞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比如朱德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刘少奇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周恩来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等，陈云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张闻天撰写的《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这些理论文章与毛泽东同志的创新成果一起构成了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1945年党的七大总结了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把作风建设作为关键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抓思想作风建设的同时，注重改进工作作风，深刻认识到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

一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党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1941年3月，毛泽东为《农村调查》撰写序言，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8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全党形成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工作风气。

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制定了事关群众利益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深入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形成了血肉相连、水乳相融的党群干群关系；形成了鱼水相依、唇齿相依的军政军民关系；形成了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的党与非党关系，这些关系的形成生动再现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可喜局面。

三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时刻保持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从严约束自己。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带头亲自下地种菜，周恩来带头纺线织布，树立了工作作风典范。

把廉政建设作为基石

延安时期，我们党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时时处处自省自重、戒骄戒躁，必须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从方方面面入手来从严治党，对于触犯法律的人丝毫不予宽宥赦免。

一方面建立廉洁制度。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1938年8月，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这个暂行条例试行后，经过修改，于1939年正式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要求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号召群众揭发控告。边区政府根据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和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以更加发挥我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的精神，于1943年4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第五条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以上法规、条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边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保持清正廉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严肃执纪执法。1942年，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贩卖纸烟惩治办法》《违警处罚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等，这些法规条例使边区的法治建设出现新的局面，各级政府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执法必严。譬如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局分局局长肖玉璧贪污挪用3050元公款，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据惩治贪污条例判处死刑。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自恃劳苦功高逼婚杀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其处以极刑，毛泽东专门致信予以支持和肯定。我们党毫不犹豫地开除了不听从党的召唤、不服从组织调遣的刘力功的党籍。陕甘宁边区在1939年查处贪污案360件，1940年查处644件，1941年上半年查处153件，对边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风气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内容来源：学习强国）